还须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绝对方法中，逻辑起点有两个，即第一条道路的起点和第二条道路的起点，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她也将古代思想按照西方法哲学方法分成若干学派:①神权法学派，是上古时代文明未进步时的法学思想形态。只有明白特质，才知道中国法系的特殊精神、卓越技巧，以及和其他法系根本相异之点。
第一个问题法律学中心问题的权利，作者认为权利问题即使不能概括法律问题的全部，但无疑是法律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作者的笔下，同样充满了对中华法系的自豪感。该文说: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我们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对于全部或局部的英美法和大陆法优劣的比较,我们最当考虑的是要设备能合于我国的法制。他有感于社会上以及法学界对待法制言必称欧美、崇洋媚外的风气日甚，而试图纠正偏颇，不使国人数典忘祖，为此振臂高呼重建中国法系，要认识中国法系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再进而观察应当如何。
之所以特别，一是此文的作者是位女青年，当时仅仅21周岁，写作本文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大三的学生。[[102]]当然，这样的天道观尽管有神权的意味，但在中国背景下,天道终被儒家改造为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使得中国法律很早就具备理性主义的传统。郑注谓，其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一百里。
因此，以所谓社会本位为扩充到全世界，衡之事理，也无所当。何以言之?因为我们论断一件事，或是一个制度，不能过重主观，而完全忘却它的时代性和空间性。可见孔子理想的极致，乃是要达到德治、礼治的最高境地，到了那一个境地，法律的作用简直无足重轻了。……六佐职而天地位，阴阳得……乃明刑政，修兵杖以威怀。
第三十六世孝德天皇之'延喜格式起，其后以第四十二世文武天皇之朝所撰定《大宝律令》之法律为最整备，后世守之。《国语·鲁语》:展禽曰，'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注:单,尽也。
因此，中央政府的组织，是要五权分立。这两个制度的试验成功，也可以说是五权宪法已经事实上屹立于世界各国的三权宪法之中。虽刑罚世轻世重，而士制百姓于之中，以教祗德，古之制也。又云:或轻或重，诸所罪罚者有权宜当临时斟酌，不得雷同加罪。
即偶有撷取各国之长，亦必详为折衷，期于尽善。这种自由观念，我们建国时代，必须积极的养成，才可使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权利。要之，从汉时起，儒家的法律思想，已经在政治上社会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几乎法律内容的全体都受其支配。其余问题，无待深论;而且因为家族观念过重，所以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有家族，不知有民族。
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史称他的援附经谶折狱，至二百三十二事之多，这事对于后世也很有影响，虽律无正条者，亦尽可以《春秋》之例，断狱治罪，当时传为美谈，厥后牵强附会，深文周纳，流弊甚大。
家之所以占社会组织中之重要地位,一是渊源于古代的宗法，一是由于从来都是以农业经济立国。我国教育尚未普及，智识显有差等，真正行使四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韩非子·心虔》篇: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关于人民方面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约法虽已有相当规定，但尚未开始实行。自是各国相率在我国内取得领事裁判权，迨义和团事件以后，清廷乃有改革法律的动机，光绪二十八年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至三十四年告竣，是为大清现行刑律。《大司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不特如此，而且正因为无数小我各别的最善发展，乃能完成理想的至善的大我。唐律之承用汉律者，不可枚举，有轻重略相等者，有轻重不尽同者。
此专司布宪之中士、下士、及府、史、胥、徒，其任务则如布宪所云:布宪掌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以诘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四海。贾谊的《陈政事疏》、董仲舒的《贤良对策》、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都是极力阐扬任德而不任刑、重礼而轻刑的理论。
推而放之东海而准，推而放之西海而准，推而放之南海而准，推而放在北海而准，此非我辈私言，天下自有公论在。格始东魏之麟趾格，为关于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盖采就官司所执行之惯行法的法典。
所以说从两汉起，一直到满清末年为止，中国法律的内容，完全受儒家思想所支配，这是确切有据的。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赏罚随名,民莫不敬。至景帝时，复有所减损，仅余宫刑。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后世的热审，就是以此为发凡。程颐解释谓: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
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间在任刑罚。《秋官·土师》云:书而悬于门闾，宪用诸都鄙。
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所认为的正义与合理，我们现在所认为正义或合理的，在以前的时代看来，也许正是违反正义或不合理。当时支那文化之发畅已显著，故日本上流之士竞研究大陆之学，而图国家制度之改良。
我们早已步入了革命建国的新时代，当然要以革命的立法，克服历史中不合理部分，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我们对于所谓礼者，是否必须排除于社会规范之列呢?这一问题，便又很有讨论的余地。政府要有能，人民要有权。
《疏》云: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治狱之吏，皆有严威，恐狱吏亵，故不使命夫命妇亲坐。夏改刖为膑，周时复改为刖。《路史·少昊》记:大业取少典氏女曰华，生繇，虞帝求旃以为士师，繇一振褐而不仁者远，乃立犴狱，造科律听狱中为虞之氏，而天下无冤，封之于皋，是曰皋陶。六五以柔居五为不当，而利于用狱者，治狱之道，全刚则伤于严暴。
或者不向仕途方面发展，成就还可更大，比如牛顿、瓦特、巴斯德、爱迪生，这一些大发明家所给予人类的幸福，何等伟大!若以之与称霸一时的拿破仑相比，这些人都是建设的英雄，拿氏至多只能算是历史上一个破坏的英雄。君子观其象，以议狱缓死。
又谓:神武纪元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西历640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厩户皇子取儒佛二教之旨，斟酌隋朝之法制，定宪章十七条，此为成文法之滥觞。这与当时北京政府的政治情形和统治者本身，当然很有关系。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数典而忘其祖，怀宝而述其邦，是殆不仁不智之甚，其能免于今之世吗?所以我不自揣，在中华法学会年会当中，要揭櫫重建中国法系。足见一国的法律，决不能以摹仿他国为能事，何况我们现在要重建中国法系呢?我们是一个三民主义的民主国，三民主义是国父集古今中外的学说之大成，并就古今中外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而发明的一个伟大崇高的主义，继往开来，承先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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